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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明灿是打工家庭的第二代。他们跟随父母离开故土，却发现无法融入所在城市。在远离故土的城市里，他们不能有任何闪失。厄运来临时，陈明灿找不到可以救助的途径。
9月10日，陈扬（化名）躺在嘉兴医院的病床上。和前些天相比，这个漂亮的两岁男孩，对呼喊他的声音有了一点意识。当护士给他脚背扎针时，他甚至可以发出啼哭。
四个月前，陈扬因樱桃核呛入气管，窒息导致脑瘫。
9月13日，海宁看守所里的陈明灿不愿意再见媒体。他托管教带出话：儿子得到救助，他再无所求。
尽管因为抢劫银行的遭遇得到关注，陈扬收到了百万元捐款；但他还是有些后悔，这三年半他都不能陪在儿子身边了。
同样后悔的还有陈文才——陈明灿的父亲。9月11日，陈文才前往看守所，希望能见到陈明灿，未能如愿。他不安地返回到先锋村的出租屋。
一片绿树掩映的楼群里，这间平房显得极不协调，灰色墙面上，印着“冰棺”两个黑体大字。这儿是村里用来临时停放死者的房间。
两个月前，陈文才一家就挤在“停尸房”旁的一间厨房里，孙子陈扬僵直躺在唯一的一张床上，他和妻子罗由平睡在一旁的水泥地上。
“半夜翻身时，膝盖骨磕着地，生疼。”陈文才说。
长年在建筑工地搬运钢筋，每到夜晚，这位才51岁的工人就全身疼痛不已，直到天亮。
比起身体的疼痛，陈文才更痛心的是，躺在病房里的孙子扬扬，以及因为抢劫银行入狱的儿子。
流泪的抢劫
他喊“抢劫”时，显得有些气短，声音中带着哭腔。银行保安李明辉看到了他的眼泪
6月11日上午10点，海宁文宗南路的一家银行内，一名等候在椅子上的年轻男子引起银行职员褚健（化名）的注意：他黑、瘦，不停地抽烟，看起来有点紧张。
“他在大厅里溜达了好几圈，才找椅子坐下。”褚健说。
10点13分，男子突然起身，他出门一趟，回来后从背后拿出扳手和菜刀，喊了声“抢劫”。声音不大，但一下引起周围人的注意。
听到“抢劫”，站在大厅一侧的保安李明辉一愣，他悄悄走过去，与陈明灿攀谈：“来来来，过来一下，小伙子，你干什么？”
李明辉觉得，陈明灿虽然手握菜刀和扳手，但并没有试图伤害旁人的举动。
“我不干什么，我只要钱，抢劫！”陈明灿说。
李明辉记得，眼前的劫匪，个子不高，头发蓬乱，没有影视剧里的“匪气”。他喊“抢劫”时，显得有些气短，声音中带着哭腔。李明辉看到了对方的眼泪。
僵持中，李明辉曾提出自己借钱给陈明灿，但被拒绝了。“我不要你的，我只要银行的钱。”
“我就要钱啊！呜！”交涉不成的陈明灿最后倚着柜台的墙壁哭出声来。
这场看似“闹剧”的抢劫案并未持续多久。5分钟后，警察赶来，在一名警员的呵斥下，陈明灿放弃抵抗，将手中的菜刀与扳手扔了出去。
一粒樱桃核
爷爷不得不面对现实的问题：“孙子在医院里是受折磨，我们没钱，也撑不下去了。”
“抢到钱给我孩子治病就行，我去坐牢也没关系。”抢劫者陈明灿很快供述了作案动机。
6年前，他跟随父亲从贵州毕节的大山里，来到海宁。“结了婚”，有了儿子，赚钱养家。
意外发生在2013年5月7日
陈明灿两岁的儿子陈扬，吃樱桃时将樱桃核呛入气管，引发窒息。
樱桃是奶奶罗由平买来的。她不忍心看着孙子眼馋邻居手里的樱桃，下狠心买了两斤。
这枚豆粒差不多大小的樱桃核，从孩子咽喉挤进了气管。一瞬间，肺的换气功能受到阻碍，陈扬的身体缺血缺氧，如同失去动力的机器，无法正常运转。
在杭州一所医院，樱桃核被取出，但因堵塞时间太长，造成脑损伤，他只能进入重症监护室治疗。
戴着呼吸机的孩子心跳清晰可闻，但四肢僵直，不能动弹，眼睛直勾勾地望着上方，不能哭，不会笑——窒息所引发的问题，带来了永久性的伤害。
10天后，医生告知陈明灿，陈扬脑瘫，很可能一辈子这样了。陈家面临着继续花钱治疗，还是出院回家的选择。
10天，陈家积攒的4万元已用尽，姐姐陈明霞借给他的一万元，并未起到多大作用。考虑到经济负担太重，陈家人决定将孩子带回海宁。
拔掉呼吸机时，陈文才说他心疼极了。这个唯一的孙子是他的骄傲。“眼睛大大的，很可爱，又聪明，见过他的人都很喜欢。”陈文才说。但他不得不面对现实的问题：“他在医院里也是受折磨，我们没钱，也撑不下去了。”
他说，他们做好了打算，如果海宁的医院肯接收，他将继续治疗；否则，只能带着孩子回家等死。
浙江海宁一男子为给儿子凑医药费抢银行，打工二代难融入城市，遇厄运难找救助途径
当时陈家的出租屋前已经聚集了在海宁打工的亲朋好友，有人告诉房东陈金龙，孩子要接回来，所以在此等待。
陈金龙急了——按照海宁当地的风俗，若有外来人死在自己家中，会很不吉利。
他报了警，要求警察将陈家人弄走，这一要求遭到警方拒绝。
随后，村书记张文奎答应将村里临时停放死人的一间平房腾出，供他们居住。
这是孩子出事之后，获得的第一次“帮助”。
无处求助的困境
一天最少700块钱的医疗费，像个无底洞。陈文才一家也从来没有想过也许会有政策可以帮到他们
对住在停放死人的地方，陈文才还来不及抱怨。
他又将孙子送进海宁的人民医院继续治疗，自己和妻子住在这间平房做“豆腐饭”（海宁当地风俗，即白喜事宴）的厨房里。
一天最少700块钱的医疗费，对陈文才一家而言，像个无底洞。
陈文才调动他有限的资源。能借的都借了，“老乡工友们，常常100、200的凑，再多他们也拿不出”。他说。
在海宁的先锋村居住了5年的陈文才，没有多少本地的朋友。“他们是外乡人，我们一般都不接触。”先锋村的一位村民说。
先锋村位于海宁市南侧，是一个离市中心3公里的拆迁安置点。村子里有5000多名常住居民，外来人口有9000人。
村支书张文奎说，由于原来的村庄拆分合并，加上大量的外来租房人员，居民不再如原先那样熟识，村委会也没有从村民处得知陈家的状况。
陈家在村委会的视野之外。陈家也从来没有想过也许会有政策可以帮到他们。
海宁市对于外来务工人员的救助已经有政策。《海宁市新居民慈善救助暂行办法》规定，因为重大疾病、突发性灾害导致生活特别困难的，可以享受市慈善总会的医疗救助、突发事件救助。
但陈文才一家不满足这个条件。要得到救助，必须办理居住证。办理居住证有两个硬性规定：缴纳养老保险和不能违反计划生育。
他们一家人都没有养老保险。陈明灿和妻子林琴生子时，一个18岁，一个16岁，都没有到结婚年龄生子，自然更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。
他们无法享受老家的待遇。同样因为没有结婚证，儿子陈扬也没办法回老家登记户口。他是“黑户”，没法办理新农村合作医疗，享受医保。
在海宁不少的社区都会有帮助外来人的共建共享促进会，而陈文才一家没有人登记过暂住证，自然也不在名单上。在村支书张文奎看来，“若是沟通早一点，我们也能早点提供帮助”。
陈文才一家只能依靠自己。陈文才将孙子托付给老婆，继续上工。才51岁的他肩膀臃肿，走路时弯腰曲背。9月的海宁还很热，陈文才穿着一件厚外套。他每天至少工作9到10个小时，能挣180元。穿着外套，扛起钢筋来才不会硌得肩膀疼痛。
陈明灿的母亲罗由平则每天从家来回医院煮饭送饭，舍不得花钱坐公交车了，本来40分钟的路程，她常因走错路，花上一个多小时。“4块钱，买上馒头，可以吃一天了。”罗由平说。
在孙子生病前后，陈文才和罗由平一直替两个90后的儿子和儿媳，撑起整个家庭。
逃跑的母亲
看到林琴偷偷抱起孩子哭，金美凤相信，她喜欢孩子，只是年纪太小，不“成熟”
陈扬的母亲林琴选择了离开。
6月4日，林琴起早来到医院。她和罗由平一起吃完了早饭。罗由平叮嘱林琴，再来医院时，带些尿不湿给孩子，林琴答应，晚上再拨打林琴电话，则没人接听。
此前，林琴曾两次出走。一次是2012年，她没告诉任何人，去了嘉兴；另一次是今年年初，她给姑姐陈明霞发了条信息：“我走了”，然后去了杭州。
3年前，陈明灿父母从亲戚口中得知，儿子在网上认识一个四川女孩，在“谈恋爱”。随后，陈明灿提出要接林琴来海宁。没几天，林琴就到了陈明灿家。
没有登记领证，没有婚宴酒席。当天，罗由平买了新被褥，林琴就和陈明灿一家生活在一起了，第二年，儿子陈扬出世。
邻居们并不觉得惊奇，“不少外来打工人都是谈着谈着恋爱就住到一起了，有了孩子。”一位出租屋的本地房东说。
陈文才与罗由平采取了默许的态度。他始终觉得家穷，儿子能找到媳妇已经是万幸。“等他们到了年龄，再登记结婚也不迟。”陈文才说。
在邻居们看来，这位眉毛画得夸张、脚蹬高跟鞋的四川媳妇，“穿得好看，心也好，就是不怎么顾孩子。”
林琴失踪后，海宁西山社区的书记金美凤设法找到了她，并带她来到嘉兴的新安医院看望孩子。
林琴避开了陈家人。金美凤说，她看到林琴偷偷抱起孩子哭。这让金美凤相信，她还是喜欢孩子的，只是年纪太小，不“成熟”。
托人转交给陈文才100元钱后，林琴再度失踪。
听到林琴来后，陈文才很激动，不停地用左拳砸右掌，他质问：她的小孩不要了吗？她难道不用负抚养的责任吗？
当有人告知他这是一种事实婚姻、林琴肯定要负责时，陈文才舒了口气。他仔细地在本子上记下每一笔钱的来源，但不肯把林琴送来的100元划入捐款。
“这是她应该做的。”他说。
尽管事情一点点往好的方向发展，但对于陈扬的病，并不那么乐观。新安国际医院儿科主任助理孙亚峰说，孩子的脑萎缩特别严重，经过治疗也许状况会好一点，但恢复到正常的可能性很小。
“也许我不太会当爸爸”
陈家人说，“有钱的时候自己做饭，钱不够花了，就去找爸妈，孩子也扔给他们。”
林琴走时，没有和丈夫陈明灿告别。
6月5日，罗由平曾经问儿子：“林琴走了，知道吗？”陈明灿沉默了一会儿， “不知道，走就走了呗”，他黑着脸走出病房。
事后，陈明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，他觉得林琴也是不想看到小孩这般模样才走的。“看着真的很难受，气管插在喉咙里。”他说。
这位90后的父亲，打工二代，并没有同父亲一样，适应整天“干活、睡觉、干活”的节奏。他成了工地上年轻的小工，不定期去上班。每天能挣80、100元钱。一个月的花费挣够了，便进网吧上网。
他在的工地多是临时性的，没有和工人签用工合同，也没有任何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。
他知道自己很难进入这个城市。他所在的先锋村房价6000，数公里外的楼盘售价1万3一平。
陈明灿不像父亲陈文才。陈文才干劲十足。四年前，陈文才攒够4万块钱，在山里建了一座新房，虽然没钱装修，但陈文才仍然觉得生活有了奔头。
陈明灿适应了城市的生活。乡村对他来说是显得遥远的记忆。陈明灿说，他已经多年没有回老家，在他记忆里，家是乡下的一间破房子，桌子板凳也都破破烂烂。山里气候潮湿，一下雨，家里湿得站不住脚。
城市也显得疏离。陈明灿曾经在接受采访时候说，觉得和家人一起在山里做活时更幸福。
婚姻并未给他带来成熟，即便是有了孩子，在陈家人看来，他与林琴更像是“过家家”。“有钱的时候就自己做饭，钱不够花了，就去找爸妈，孩子也扔给他们。”陈明霞说。
事发前几天，陈文才曾找儿子谈过一次，让他必须上工挣钱，不然孙子在医院停药，就保不住命了，但陈明灿一言未发。
他不是不想治病：“去工作，一天也就一百多，够不着（治病）。我做过几天工，就没什么心思了。后来就没做了，就想着怎么弄钱。”陈明灿说。
但没人愿意借钱给陈明灿，“他年轻，人家不信任他。”陈文才说。
在监狱里，陈明灿曾经回忆过，儿子平时最黏的就是他。他说，“也许我不太会当爸爸，但我希望能治好他”。
治好他，需要钱。
“有钱就有命”
“躺在床上，我抱着被子哭，哭了很久，然后想到了抢劫，这样来钱最快。”陈明灿说
为什么想到抢劫？陈明灿说，“有钱就有命。”
6月10日晚，母亲罗由平最后一次见到儿子陈明灿。她记得，儿子站在病房外的阴影里，不出声，也看不到脸上的表情。
陈扬当时就躺在一旁的病床上，用罗由平的表述，“像猫儿一样安静。” 这个漂亮的男孩眼睛圆睁着，不仔细看，觉察不到他的眼睛没有焦点。
医生把一份当天的费用单交给罗由平，上面详细地列举了这一天所使用的药物和进行的治疗，最后一栏的数字700多元。这已经是近些天来罗由平见到的数额最小的一笔费用。
“拖不起了，还是把孩子接回家吧？”罗由平征求儿子的意见。
“没治好，怎么出院，又不会吃饭，出院后去死吗？”陈明灿的回答带着些怒气。
罗由平回了一句：“那你去弄钱来啊！”很快，罗由平就为自己的这句话后悔了。
陈明灿在接受采访时称，这一天他回到家，“躺在床上，我抱着被子哭，哭了很久，然后想到了抢劫，这样来钱最快。”陈明灿说。
他也想过马路抢劫，但路上只能抢几百，不够用，想到银行钱多，就决定去抢银行。
这次抢劫毫无计划可言，在对警方的供述中，陈明灿说，他骑着电动车，抬头瞥见路边的一家银行，就走了进去。“我没想好抢多少。”他说。他也没想过伤害谁：“只是想吓唬一下。”
“老婆走了，受到打击，心灰意冷。”他在对警方的供述中说。林琴的出走和求助无门，成为压垮陈明灿的最后稻草。
一天后，6月11日上午10点，身穿白T恤、紧身牛仔裤的陈明灿出现在海宁文宗南路的一家银行内，他头发蓬乱，左手握着扳手，右手拿着菜刀，用力敲击着柜台，砰砰作响，呜咽道：“我只要钱。”